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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法治建设成为发展经济和农业的重要保障。闽西苏区位于闽粤赣交界处，山川河流纵横，山林茂盛，土地肥沃，素有“红土地”之称。山林和分布在山川之间的耕地成为农业种养的主要载体和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正是基于这种地理和经济特性，邓子恢等闽西苏区的革命领导人，将以法治保护山林作为闽西苏区经济发展和实现农民温饱的重要路径。1929年7月，闽西“一大”决议中指出，由于的反动统治，闽西“田地荒芜日多，六县统计荒田占百分之二，尤其是杭、武二县有超过百分之三、四者”。《福建文史资料》显示：“在土改未进行前，闽西苏区超70%的竹山、土地和水利被地主、富农、乡族势力掌控着，乡村的生态治理主导权在公堂、家族手里。”《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提出：在地主、商人及政府的层层剥削下，闽西“农民穷了无力整顿水利。而且樵采过甚，童山加多，因而水毕夭（禾）完，年甚一年。所谓人穷山光，山穷水尽，更使荒地发展，农产品急激减少”。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之下，闽西苏区通过土改，颁布实施鼓励垦荒和植树造林的政策，不仅保护农业生产所依赖的生态环境，而且让更多的农民拥有自己的耕地、林地，对于苏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资料显示：“在鼓励垦山、植树造林的政策指导下，就是多山的福建，也种了213800多棵，并且还种了木梓1699斤。”

　　通过生态法治建设形成了富有成效的地方生态环境法令。闽西苏区不仅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开垦荒地荒田办法》《开荒规则和动员办法》《保护山林条例》等法规和训令，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地方生态环境立法。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1930年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山林法令》。该法令创造性地将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在山林及其矿产所有权公有的基础之上，允许人民拥有山林的使用权。例如，该法令规定：“一切山场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山林中所藏矿产归政府公有，人民埋葬需用坟地者不收山税，但不准自由砍伐树林。”“人民私有或分得之山林出产品，系指山林之使用权，不得视为私人所有权。”“一切杉树归政府没收，但居山农民自己种植的杉树而靠以为生者不没收。没收来杉树由所在地乡政府管理，其两乡之间界限不清或向来无人管理者，由两乡共同负责管理。”该法令还创立了山林乱砍滥伐禁令和砍伐审批制。该法令规定：“为保护水源，防止山崩，调节气候，储藏富源起见，由各乡政府规定禁例，厉行禁山。”“取用木料应报告乡政府批准，指定砍伐，如所属区内无材木或不够者，得请上级函令各区通融办理。乡中树木多的地方，民间须采取多少木料者，得报告乡政府酌量准其取用，但须报告上级。”与之相配套的还有《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7月）、汤湖乡苏维埃政府颁布《永定合溪汤湖乡苏维埃政府禁止乱砍滥伐的禁令》（1930年8月）、《闽西土地委员扩大会决议案》（1931年4月）等决议案、条令。其中，1930年7月，《闽西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改良土地生产的几项措施：“A整顿水利；B输入肥料；C选择种子；D改良土地和工作方法；E帮助雇农贫农资本和农具；F组织农事试验场，及农业研究会，以改良农业生产。”1931年4月，《闽西土地委员扩大会决议案》规定：“凡以劳动力直接生产的农场、山林（如竹山、茶山、鱼塘、桑田、果园、杉山等），一概分配给农民。”“没有经过劳动力的大山或荒山是防风灾水祸的山林不要分配，由苏维埃管理，群众要求开垦大山应由县苏批准。”1933年4月15日，《对内务部目前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加紧发动群众保护森林，多种树木，修理陂、圳、池、井、疏通河道等，以防水旱灾”。这些规定将水利建设与土地生产、将森林培育与防汛抗旱紧密结合起来，初步展现了生态保护的系统思维。

　　生态法治建设是对敌斗争的现实需要。土地革命时期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主要矛盾，生态法治建设主要服务于苏区政权建设和对敌军事斗争需要，是一种战争型的生态法治建设。保护好闽西苏区茂密的森林为红军武装打游击、躲避敌人空袭、构筑防御堡垒等提供天然的屏障，也为苏区反围剿战争提供木材、粮食等物资。为此，苏区政府十分重视司法审判制度建设，突出司法裁判的稳固保障作用。1928年起，闽西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陆续成立，成为维护苏区上层建筑的重要统治工具。根据《闽西苏区法制史料汇编》，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裁判条例》，对司法审判机构的人员编制作了详细的规定，将破坏环境的行为纳入司法审判对象。裁判部组织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对各类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进行审判，在维护革命政权、保障苏区山林经济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裁判部在案件预审中，预审人须对当事人有无山田、砍伐山林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闽西苏区法制史料汇编》记载了几个典型案例。例如，1933年12 月，代英县芦丰区裁判部对被告人高腾元擅砍竹木犯罪，判处监禁五日。1933年期间，该县联宾区裁判部审理的刑事第三号犯黄日贯案、芦丰区裁判部审理的刑事第二十七号犯李万章案中，预审人均记录了被告人自己或指示他人砍伐松杵等犯罪事实。

　　将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建设贯穿于生态法治建设的始终。闽西苏区是建党初期极为艰难的政权形态，处于被包围和围剿的状态，政权和人民的生存都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在这种生死存亡时期，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国能将生态法治建设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执政过程中贯穿的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初心使命。当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生态法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大气、水、土壤、森林、矿产资源等一系列生态资源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并构建了强有力的执法司法体系。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将生态法治建设纳入党规党纪和党的组织建设之中，推动生态法治的纪法协同。历史启示我们，不管在什么时期，抓生态法治建设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铭记百年来党对生态法治建设的初心使命。

　　生态法治建设要因地制宜，充分展现地方特色和地方自主创新。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明显。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生态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关键之一在于结合了当地的风土民情，破除了当时的封建迷信，抓住了地方政权建设现实需求。立足于新时代，在闽西苏区所在地的福建龙岩市，龙岩法院传承红色基因，紧密立足于龙岩作为我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的区域特点及生态环境保护之需要，探寻生态专业化审判道路，创新生态修复司法路径，用法治思维、司法手段拓展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1982年初，为打击乱砍滥伐、保护森林生态，龙岩两级法院成立林业审判庭，实现对涉林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专门审判。1991年1月，龙岩法院在审理全国首起失火烧山案中，判决被告人梁某在火烧迹地更新造林100亩，迈出了生态修复司法创新的第一步。2010年11月，龙岩法院在全省最早建立“补种复绿”生态修复机制。2023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及2024年《福建省建设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实施方案》将龙岩法院的森林碳汇赔偿机制纳入其中。2024年8月，龙岩法院率先适用福建法院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司法赔偿机制审结生态刑事案件，实现碳汇司法效能的持续提升。2024年11月，龙岩法院首推适用水土保持司法碳汇机制，打通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司法路径，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将龙岩“法复青绿”生态修复司法实践基地评为“十年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示范基地”。龙岩法院通过创新修复举措做实“惩戒-修复-预防”生态司法保护闭环，为当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国家“双碳”目标提供了有效的司法服务保障。

　　生态法治建设要牢固树立环境民生观。习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习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闽西苏区生态法治建设根本目标在于造福于民。从具体的法规设计来看，从一开始农民分得山林的使用权、经营权和部分收益权，到让农民获得比较完整的山林权属，再到出台严格的山林保护政策以发展山林经济，土地革命时期的闽西苏区对于人民群众合理使用山林的权益给予了保障。生态法治建设的根基在于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态法治建设的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立足于新时代，生态法治建设的“四梁八柱”都已经确立，当下更为关键的是要擦亮生态法治建设的“民生底色”，让生态法治建设成绩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对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一是要运用法治手段破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人民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问题。现实生活中，噪声污染、城市排水和污水问题、垃圾固废污染等环境问题时有发生，有些问题虽小但是却严重影响了群众的日常生活。生态法治建设关键在于管用，在于能为破解环境民生难题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手段。二是要为生态价值实现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为生态共富提供支撑。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人民群众的金山银山是当下生态法治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前生态价值实现面临着制度缺漏、机制不畅、形式重于实效、农民实际增收不足等突出问题。例如，林业碳汇项目在很多地方得以开发，但是却面临着产权不明晰、开发成本制约、方法学制约、市场风险、碳汇欺诈、融资流通和质押风险等诸多风险与挑战。我们在生态法治建设中应该迎难而上，抓住生态价值转化的“牛鼻子”，破解生态价值实现中的法治难题。三是要充分运用调查研究的手段来推进生态法治建设。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在闽西苏区才溪乡深入调研后写出的《才溪乡调查》，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在推进生态法治为民工程时，我们要充分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深入到田间地头，深入到生产一线，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手段，摸清生态法治建设的问题清单和民生所需，精准施策，确保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