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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刑罚执行监督为主题发布第六十批指导性案例，三个案例聚焦缓刑考验期计算、减刑起始时间认定、再审改判后减刑裁定重新审查等实务难题，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刑罚执行监督职责提供了重要指引。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公里”，事关司法公正能否最终实现，事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切身感受。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必须找准切入点、把握着力点，以高质效法律监督确保每一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精准监督是守住公正底线的关键所在。徐某某缓刑考验期计算监督案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基于同一犯罪事实再审后仍宣告缓刑的，已经过的缓刑考验期应否扣除。该案中，检察机关在走访社区矫正对象时敏锐发现监督线索，通过查阅档案、询问工作人员、了解法院意见等方式开展调查核实，最终依法提出监督意见并获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但对再审改判情形下已过考验期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准确把握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认为如不扣除已过考验期则实际延长了罪犯的缓刑考验期限，有悖立法本意，作出了符合刑法目的、有利于罪犯接受矫正的法律解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贯穿于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全过程，缓刑考验期的计算关乎公民人身自由，必须在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指引下准确适用。这一监督实践表明，检察机关要善于从日常工作中发现监督线索，敢于在法无明文规定处依据法律原则寻求公正。全面审查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陈某减刑监督案涉及刑罚执行期间因入监前未结案件被数罪并罚后减刑起始时间如何计算的问题。该案罪犯陈某所犯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在原判决宣告前已被司法机关掌握并立案侦查，其本人亦如实供述，因关联案件审判需要未能并案处理。对于此类情形，减刑起始时间应当自原判决执行之日计算还是自新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实践中曾存在认识分歧。检察机关经全面调查核实后认为，罪犯服刑期间因入监前未结案件被数罪并罚，入监后没有阻碍诉讼情形的，不影响对其服刑期间悔改表现的评价，减刑起始时间应当自原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肯定了罪犯在原判决执行期间的改造表现，避免因司法机关办案节奏问题而损害罪犯合法权益，有利于稳定罪犯改造预期、提升教育矫正效果，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适用。检察机关办理减刑监督案件，必须对减刑起始时间、罪犯是否符合减刑条件、减刑幅度是否适当等进行全面审查，做到不枉不纵。实质化审查是确保监督刚性权威的重要保障。王某某减刑监督案是检察机关开展减刑实质化审查的典型案例。该案罪犯王某某因再审改判致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后，监狱未及时报请法院重新作出是否减刑的裁定。检察机关依法监督监狱启动重新报请程序后，没有止步于形式上的书面审查，而是对原减刑裁定依据的证据材料进行实质化审查，发现反映罪犯认罪悔罪态度的多份自书材料非同一笔迹书写。经委托司法鉴定，确认其中4份材料非罪犯本人书写，罪犯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检察机关据此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罪犯确有悔改表现，依法提出不予减刑的检察意见，获法院采纳。《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确有悔改表现”不应是纸面上的描述，而是应有客观证据支撑的事实。该案充分说明，减刑假释监督不能满足于形式审查，必须深入开展调查核实，对证明罪犯悔改表现的证据逐一甄别、严格把关，有效防止“纸面服刑”等问题发生。宽严相济是彰显司法文明的价值追求。刑罚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更在于教育和挽救。刑罚执行监督既要纠正不该变更而变更的“乱作为”，也要防止该变更而不变更的“不作为”。从指导性案例中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既依法监督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维护刑罚执行严肃性，又注重保障罪犯合法权益，促进罪犯教育改造，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体现司法文明。本批指导性案例，既是对检察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刑罚执行监督规律的深刻把握。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领会、准确参照适用，不断提升刑罚执行监督的精准性、规范性、实效性，切实把习法治思想落实到刑罚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各环节，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守护好刑事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