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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情绪经济正迅速地从“蓝海”变为“红海”。早在2025年泡泡玛特爆红、人们注意到情绪经济爆发之前，咨询机构MobTech研究院在2024年发布的《情绪经济消费人群洞察报告》显示，在当年，“为情绪价值和兴趣买单”已成为中国年轻人消费的首要动因，相关比例超过40.1%，这意味着近半数年轻消费者把愉悦感、心理满足和兴趣驱动放在了购买决策的核心位置。同一年，艾媒咨询发布的《2025–2029年情绪经济趋势报告》认为，2024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到约2.3万亿元，并预计在未来数年持续增长，到2029年可能突破4.5万亿元。

　　往往被忽视的是，人工智能的进步，也是推动情绪经济浮出水面的一股潜流。美国学者罗兰·拉斯特（RolandRust）与黄明晖（MingHuiHuang）在他们合著的《感觉经济：人工智能如何创造共情时代》一书中提出，当人工智能接管越来越多数据处理、计算、预测等“思考任务”，人类的比较优势将被迫、也将被凸显地转向“感觉任务”，即沟通、共情、审美与创意等情感劳动。他们基于美国劳工部数百万份工作任务数据的分析指出，2006年至2016年间，各行业的任务结构普遍从“思考”转向“感觉”，预示着一种从“思考经济”到“感觉经济”的迁移。

　　其二，是“小众爱好”的消费开始抬头。《2025Z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56.3%的年轻消费者将“兴趣与情绪满足”视为重要消费动因，较上一年提升16.2个百分点，并将这种选择归因于压力、内卷与不确定性背景下的心理诉求。攀岩、飞盘、露营、潜水、手冲咖啡等原本偏边缘的兴趣，正在进入年轻人的稳定支出清单。根据《中国攀岩行业发展报告（2024）》，截至2024年底，全国商业攀岩馆数量达到811家，同比增加175家，增幅约27.5%。飞盘、露营等项目的相关搜索量在两年内保持高位增长。

　　其三，是私人的“即时满足”与集体的“情绪共同体”并行扩张。一端，是甜品、香薰、盲盒等小额、高频的情绪调剂型“悦己”商品持续热销，被概括为“年轻人续命三件套”，帮助年轻人缓解当下的疲惫、烦躁与空虚感。另一端，则是一种更昂贵、也更集中的情绪支出，把“悦己”从个人日常推向公共场景的演唱会经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简报显示，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达616.55亿元，其中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贡献324.48亿元，占比过半；围绕演出形成的“票根经济”与文旅消费，被视为情绪经济市场持续火热的重要支撑。

　　另一条“陪伴经济”逐渐日常化的路径，是情感支持与心理健康服务。如今，大众对心理求助的接受度明显提高，同时，互联网降低了心理服务的使用门槛。对许多用户而言，线上咨询比走进咨询室更容易迈出第一步。中国心理学会与行业平台的数据显示，2023年，约65.7%的心理咨询通过视频或语音方式完成。事实上，全球心理健康服务产业都在加速产品化。根据市场研究机 构 FortuneBusinessInsights与GrandViewResearch的测算，全球心理健康类App市场在2024年前后已进入60亿美元量级，并预计在2025年突破70亿美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5%左右。

　　《金融时报》曾刊载一封由英国约克大学自治安全中心教授伊布拉欣·哈布里等学者联名撰写的公开信。信中提醒，把AI描述为“富有同理心”，本身就可能构成安全风险。在日常闲聊等低风险场景中，AI的情绪回应或许无伤大雅；但一旦进入心理辅导、医疗咨询等高风险情境，这种被“模拟”的共情很容易让用户误以为自己正在获得可靠帮助，从而放松警惕。基于对超过15万次AI参与的临床咨询对话的分析，这些学者强调，同理心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安全外包的功能，“真正的照料仍然需要由具备判断能力和责任主体的人来完成，而不应由系统替代”。

　　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学者杰弗里·M·贝里和莎拉·索比拉杰就在他们合著的著作《愤怒产业》（TheOutrageIn－dustry:PoliticalOpinionMediaandtheNewIncivility）中指出，“愤怒”已经从政治表达的一种方式，演变为一种稳定的媒体生产模式。在他们看来，愤怒并非偶发，而是被制度化地嵌入内容生产流程，通过“夸张、羞辱、道德对立和持续刺激”，吸引注意力、锁定受众，并形成可预测的商业回报。

　　作为情绪，愤怒本身当然具有正当性。但当愤怒被嵌入算法推荐和商业激励之中，它便开始遵循一种与抽卡、盲盒相似的强化逻辑，即通过反复制造情绪的剧烈波动，期待、失望、反转、再期待，来维持参与本身。心理学将这种模式称为“变动比率强化”，当回报并不稳定却偶尔出现时，最容易让人停不下来。这是因为被激活的并非单次满足，而是一种围绕挫败与补偿反复运转的情绪循环。这个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B.F.斯金纳提出，后来被广泛用于博彩和电子游戏研究。当这种强化机制被嵌入算法与变现结构之中，愤怒便不再只是表达立场的情绪，而开始具备可重复调用的价值。它被不断激活、持续放大，逐渐构成一种稳定运转的“愤怒经济”。

　　“自我关怀原本是一种应对结构性压迫的生存策略，如今却被简化为一系列可购买的生活方式选择。”早在2017年，《卫报》就在一篇评论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洛德的概念被“挪用”并移植到当代消费文化中，被剥离了集体处境，只剩下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生活姿态。人们在情绪层面的自我关怀（self-care）正在被“彻底去政治化”，不再意味着休息、拒绝过度劳动或建立支持网络，而是被具体化为泡泡浴、果蔬汁、瑜伽课程和冥想APP等“看起来积极、实则高度私人的消费实践”，不过是“及时行乐的升级版”。

　　提出“情感资本主义”（emotionalcapitalism）概念的社会学家伊娃·伊卢兹（EvaIllouz），对这一转向有着更系统的分析。她指出，当情绪管理与心理修复被高度商品化，个体更容易被引导去“调整自己”，而不是质疑制造焦虑、倦怠与不安全感的社会条件。在这种逻辑下，情绪问题被重新定义为个人项目，而非公共议题。情绪经济确实能够在短期内为个体提供安慰，但也可能将结构性问题重新内化为个人责任。不快乐，似乎只是因为你还没有选对产品、课程或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