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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教授的核心论证建立在语言即操作系统这一现代隐喻之上。他正确地指出，法言法语将复杂的价值判断压缩为可调用的话语模块，这种压缩在提升思维效率的同时，也制造了认知盲区。但问题在于，他对外部语言的去蔽功能过于乐观，却对法言法语本身的反身性似乎严重低估。当他将罪刑法定翻译为事前激励设计时，看似获得了新的分析维度，却可能丢失了刑法教义学中最为核心的道德重量。法言法语中的自由保障人权尊重并非无法被转译，而是这种转译本身就在降低这些价值的不可通约性。经济学语言将一切消解为成本收益，系统科学将一切归约为鲁棒性，这种翻译暴力何尝不是另一种认知？

　　笔者更根本的困惑还在于，桑教授似乎预设了一个中立的外部观察者立场，仿佛只要掌握了多种语言，法律人就能自由切换、游刃有余。在我看来，这种预设似乎忽视了语言与权力的共生关系。法言法语的笼子之所以坚固，并非因为它天生如此，而是因为它与司法权力、学术建制、职业利益紧密缠绕。一个年轻法官在判决书中使用构成要件该当性而非成本最小化，不仅是思维习惯问题，更是制度合法性的要求。桑教授建议的多语言内化，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可能演变为一种学术表演——在CSSCI论文里堆砌数学模型以显示科学，在判决书中回归法言法语以维持正统，最终双重语言的意义可能仅仅只是增厚了学术资本的壁垒，却未曾真正触动司法实践的神经。

　　在我看来，桑教授对经验语言的贬低似乎也透露出某种精英主义的傲慢。他将不能开口子这类民间智慧视为身体记忆，认为其缺乏理论深度。然而，这种扎根于司法实践的经验语言，往往承载着法言法语所无法捕捉的默会知识。一位老法官的不能开口子，可能压縮了数十年冤假错案的血的教训，这种直觉的深刻性远非几个博弈论模型所能抵达。当桑教授用经济学的激励相容去校准这种直觉时，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或许正在用理论的清晰性遮蔽实践的真问题——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正义感、那些拒绝被计算的人性尊严……

　　尤为重要的是，桑教授警示法言法语会成为笼子，但他所推崇的经济学、系统科学语言本身又何尝不是更为森严的笼子？当法的安定性被转译为信息成本最小化时，法律的价值选择就被偷换为纯粹的技术优化问题；当程序正义被转译为对抗鲁棒性时，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就被消解为系统稳定性。这些外部语言并非中立透明，它们携带着强烈的还原论基因和功利主义偏好。法学若真的被这些语言内化，最终结果不是认知解放，而是法律自主性的彻底丧失——法律问题将不再是道德困境，而是沦为了算法可以求解的优化难题。

　　桑教授的方案，本质上是用技术主义拯救法教义学，但这可能是一条死路。在我看来，真正的破局之道不在于向外翻译，而在于向内深耕——激活法言法语内部的批判性资源。从耶林的目的法学到海克的利益法学，从德沃金的建构性解释到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法教义学从不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真正的翅膀不是逃离法言法语，而是学会在教义学内部展开价值权衡、在概念体系中注入历史意识、在教义推演中保持实践敏感。这需要法律人做的不是学习更多语言，而是培养一种反身性——在使用法言法语时，始终警觉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历史语境与价值预设。

　　或许，桑教授最该关注的不是法言法语的可翻译性，而是为何中国法学界如此渴求外部语言的拯救。这种渴求本身，是否恰恰暴露了法学研究在本土实践中的贫困？当我们的法教义学无法回应正当防卫的司法异化，无法解释寻衅滋事的权力滥用，无法为数字权利提供教义学根基时，学者们才会转向经济学、系统科学寻求理论庇护。因此，真正的笼子不是法言法语，而是法言法语与实践问题的脱节。不是语言背叛了思考，而是思考背叛了语言——我们用法言法语编织的概念茧房，本就与现实隔离开了。